中国学者相继从Nature、Science撤稿之后：撤稿助力学术界演化的一种方式？
中国学者继Nature后再遭Science撤稿，10月9号东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宣布撤稿撤回7月10日在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燃料电池固态电解质的论文，这也是中国科研团队第一次被Science撤稿。无独有偶，三个月前，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团队的Nature封面论文被撤稿，成为中国学术界首篇被Nature撤稿的论文。该论文称在琥珀中发现的“世界上最小的恐龙”，但是遭到国内古生物学者联名质疑，认为这篇文章发现的不过是一种蜥蜴而非恐龙。
这次Science撤稿声明中，作者解释这是一个“意外错误”，原因与实验室搬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据交接不畅有关。论文作者“坚持低温质子陶瓷燃料电池的实验设计、理论计算、主要数据和分析”。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图片的“意外错误”并不影响实验方法和结论，但仍选择了撤稿，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相关新闻和报道了解。本文主要想借此次事件对近年来日益增长的撤稿现象、背后的学术不端做一个客观的总结，以及这种种对学术界的自我演化所起的作用。
其实早在今年的一月份，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员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在无法重复出实验结果后，就宣布撤回自己于2019年5月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文：Site-selective enzymatic C‒H amidation for synthesis of diverse lactams。阿诺德研究员所采取的十分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也得到了Science的肯定与感谢。当然，阿诺德不是第一个撤回自己论文的诺奖获得者，但是这些代表科学界最顶级水平的研究者们选择积极公开地承认错误无疑坚定地给后继的研究者传递了对科学和理性的赤忱
“2020年我发布的第一篇与工作有关的推文，很遗憾地宣布我们已撤回了去年有关酶促合成β-内酰胺的论文。因为这个结果并不具有可重复性。”Frances Arnold（@francesarnold）2020年1月2日（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0/01/02/nobel-winner-retracts-paper-from-science/）
近年来，学术造假和学术不端事件频频被爆出，“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是2010年成立的一个跟踪撤稿事件的网站，2018年十月份的时候撤稿观察和Science合作，推出了系列重磅报道。发布了迄今最大规模撤稿数据库，包含自1970以来18000篇撤稿论文和会议摘要，Science配以专评，分析了撤稿的趋势及启示，以下是总结的几点。（数据库地址：http://retractiondatabase.org/RetractionSearch.aspx?）
每年撤稿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增速已经放缓。
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里，撤稿的绝对数量一直在上升：从2000年以前每年不到100起，上升到2014年的近1000起。但是撤稿事件的相对比例依然很低：每10000篇论文中只有4篇被撤回。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分母”的不断上升：2003年到2016年，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总数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与其说撤稿数量的增加反映了学术欺骗的流行，不如说是反映了学术界自我监管的增强，换句话说就是越来越多期刊的监督得到改善。通常，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在出版后对其论文的监督更强，而现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也在不断提高它们的标准，大多数期刊在出版前都会使用软件来检测稿件的剽窃行为，大大提高了监督效果。
近年来撤稿率曲线图
日本麻醉学家藤井吉高(Yoshitaka Fujii)成撤稿之王
在分析的10500个撤稿案例中，涉及30000多名作者（包括合作者），其中被撤稿超过5次的有500人。而这之中，有100人被撤稿13次及以上。这些撤稿通常是由于不当行为，而不是错误。具体到个人，日本前东邦大学麻醉学家藤井吉高(Yoshitaka Fujii)被撤稿169篇，堪称学术圈“撤稿之王”！紧随其后的2-10名分别是：
德国前路德维希港医院的首席麻醉学家博尔特（Joachim Boldt），撤稿96篇；
荷兰前蒂尔堡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普尔（Diederik Stapel），撤稿58篇；
前中国台湾屏东教育大学教授陈震远（Peter Chen ），撤稿43篇；
日本前弘前大学教授佐藤能启（Yoshihiro Sato），撤稿43篇；
前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Hua Zhong），撤稿41篇；
日本前东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加藤茂明（Shigeaki Kato），撤稿39篇；
美国本特利大学前教授James Hunton，撤稿36篇；
前韩国东亚大学原助理教授文亨仁（Hyung-In Moon），撤稿35篇；
前贝尔实验室德国物理学者舍恩（Hendrik Schön），撤稿32篇。
撤稿数量前十的人员
涉及抄袭文本（窃取他人或复制他人的文本）的撤回比例有所上升
原因之一是2004年推出的iThenticate，这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抄袭查重检测服务。当作者向期刊提供他们控制的电子邮件地址，从而允许他们审阅自己的稿件时，就会出现伪同行评审。总体上大部分撤回都涉及学术造假（捏造，伪造和盗窃）或其他不当行为（例如伪造同行评议）。
撤稿原因分布图
给共同作者带来不良影响：合作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涉及合作者曾有欺诈性出版物丑闻而当事人并不知情却被卷入学术不端漩涡中的案例并不少见。这些“糟糕的事情”会对这些无辜的合作者们的职业生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要视情况而定，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清白的合作者在撇清关系时都会面临令人沮丧的困境。有时候无辜的合作者会因为期刊和机构的认真调查而不遭受无谓的损失，但有时候一些真实可靠的论文会因为其中一位作者被认为有彻底的不端行为而被撤稿，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职业损害，Krieger在这篇Science评论中建议科学家们创建一个论文公文包，其中包括与不同合作者一起撰写的论文，帮助研究人员“减缓任何一篇论文被撤回或研究者的信誉被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即使合作者的文章被撤回，也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人员职业生涯的结束。
撤稿率最高的国家是伊朗，中国第七
撤稿率因国家而异，一般而言，在那些制定了政策和制度以处理研究不端行为的国家的研究人员，撤稿的次数较少。
撤稿率最高的国家是伊朗和罗马尼亚，伊朗每10000已发表论文中就有14篇被撤回。在撤稿的绝对数量上，最高的可能是美国和中国。但只看撤回论文的数量是有误导性的。因为美国和中国资助的研究人员非常多，发表论文数量也非常多，被撤稿的论文数量自然也会上升。因此，Science和撤稿观察设计了两套衡量标准，允许对各国家进行一致的比较。第一个标准是从2003年到2016年间，每一美元国家研究经费与撤稿数量的比率（因为国家研究经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科研机构的规模）。第二个标准是每篇已发表论文的撤稿率。以第一种标准来看，罗马尼亚占据首位（美国第34位，中国第14位）。根据第二种衡量标准，伊朗排名第一，罗马尼亚排名第二（如下图所示）。
撤稿率最高的十个国家
最后，作者想说，世界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学术诚信，而质疑与纠正就像一个生态系统的自我演化，因为错误总会存在，所以质疑声不断应该是一个好现象，这样才能在质疑与纠错中推进科技的持续进步。
参考: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7/6474/155.1
本文由春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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